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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昆都侖區(qū)人民政府
          周恩來在重慶的統(tǒng)戰(zhàn)實踐
          來源:人民網(wǎng)發(fā)布時間:2023-01-30 21:42點擊數(shù):1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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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zhàn)時期,周恩來同志根據(jù)黨的指示,領導中共代表團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日夜奮戰(zhàn)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戰(zhàn)時首都重慶。他積極團結(jié)民主黨派人士和各階層人民,壯大了革命力量,鞏固并發(fā)展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中共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率先垂范,求同存異,以情感人,以誠待人,以理服人,善于將黨的方針政策與個人的人格魅力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呈現(xiàn)出高超的統(tǒng)戰(zhàn)藝術。



          禮待黃炎培 買下題詩畫作


          戰(zhàn)時的重慶雖然物資匱乏,但文化生活卻十分豐富,文藝家們常常舉辦專場演出或個人作品展覽。一次,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參政員沈鈞儒的三子沈叔羊在夫子池的“新生活運動委員會”展覽館舉辦個人畫展,既是畫品展出,也作現(xiàn)場銷售。其中一幅畫取名為《歲朝圖》,畫中有臘梅、天竺子、花生、黃豆芽,還有一瓶茅臺酒。

          中華職業(yè)教育社負責人黃炎培,與沈鈞儒是江蘇同鄉(xiāng),更是志同道合者。好友的兒子辦畫展,他當然要前往參觀。黃炎培在《歲朝圖》上看到茅臺酒,突然回想起早年上海國民黨報紙報道紅軍長征過貴州占領茅臺鎮(zhèn)時戰(zhàn)士們以酒洗腳(實際上是以酒療傷)的事,就詢問沈叔羊能否在他的畫作上題寫一首詩。書畫作品但凡有名人在上面題跋,稱之為“添香”,作品身價倍增。沈叔羊欣然答應,并為黃炎培研墨。黃炎培思索片刻,提筆寫下一首七絕:“喧傳有人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諷刺了國民黨對紅軍的譏諷。

          而這很快引來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關注。當時,南方局文委一直重視文藝界動向,沈叔羊的畫展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員參觀畫展后向周恩來匯報了兩個情況:一是國統(tǒng)區(qū)已知紅軍長征的事情,二是畫作上有黃炎培的題詩。

          周恩來聽到第一條,哈哈大笑;聽到第二條,馬上嚴肅起來,立即指示工作人員,帶錢去買下這幅畫。其時南方局經(jīng)費拮據(jù),花錢去買一位小畫家的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來說,這幅畫與兩位重要民主人士有關。沈叔羊的《歲朝圖》就這樣被南方局收購,送往延安。

          1945年夏,為推動停滯中的國共和談,黃炎培與其他5名參政員一起飛赴延安。毛澤東率領幾乎所有中共領導赴機場迎接。如此高規(guī)格的接待,令黃炎培感動。然而,更令他動容的是,當他走進毛澤東的會客室時,第一眼就看見了《歲朝圖》,看見了自己的題詩。他明白,共產(chǎn)黨人是真心拿他當朋友,所以直言貢獻了論執(zhí)政黨的“周期律”(黃炎培在延安考察時,向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chǎn)黨能否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澤東則稱已找到新路,即民主——編者注)。黃炎培是民盟的創(chuàng)始人,在與中共“共進退”的主張上,他和張瀾是一致的,因而水到渠成,也就有了民盟日后擁護“五一”口號之舉。

          若干年后,國民黨中統(tǒng)負責人徐恩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專門提到關于這幅畫的故事,除大罵手下人是飯桶外,還由衷感嘆道:“周恩來搞統(tǒng)戰(zhàn),猶如水銀泄地,無孔不入。細數(shù)吾黨同仁,難有與其相匹敵者也!”


          爭取康心之 找康家小姐做工作


          抗戰(zhàn)時期,重慶金融巨子康心之的女兒康靚,受抗日救亡運動影響,在女子師范學校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并堅決要求去陜甘寧邊區(qū),但被父親康心之拒絕。多次協(xié)商不成,康靚于1938年6月私自離家奔赴延安??敌闹坏糜H自去拜訪周恩來,請求幫忙尋找女兒。

          當時,康家四兄弟在重慶勢力很大,老大康心孚是老同盟會員;老二康心如是四川“美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jīng)理、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老三康心之是四川省銀行總經(jīng)理、中央銀行顧問;老四康心遠是“寶豐”公司總經(jīng)理??导液驮S多國民黨黨政要人及地方實力派多有往來。事關統(tǒng)戰(zhàn)大局,周恩來十分重視,答應了康心之。

          卻說康靚到延安后改名為康岱沙,進抗大和中央黨校學習一年多,進步較快,打算一輩子留在那里干革命。不料,鄧穎超找到了她,與她親切交談,告之康心之多次去找周恩來和林伯渠,稱思女心切,要求把康岱沙送回重慶??滇飞陈牶蟊硎窘^不走回頭路。鄧大姐告訴她,如果她回重慶去,通過家庭成員、社會關系,多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就可以動員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戰(zhàn)的隊伍中??滇飞郴腥淮笪颍⒓唇o家中寫了信,還附上了一張近照。

          1940年4月,周恩來到延安公干,返渝時帶上了康岱沙。途中,他專門抽時間與康岱沙談話,分析重慶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他指出,對國民黨元老、地方實力派和某些工商業(yè)者,不僅要看到其腐朽的一面,同時要看到其抗日的一面。比如,民族資本家剝削工人,過著資產(chǎn)階級的生活,但他們還是要抗日的,愿做愛國的企業(yè)家和生意人,可以為抗日作點貢獻。他還指導康岱沙如何運用區(qū)別對待、利用矛盾等方法做這些人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周恩來特別叮囑康岱沙不要暴露共產(chǎn)黨員身份,甚至對她的父親、親友可能提出的問題,以及在新環(huán)境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都作了設想。為了防止家人催逼康岱沙結(jié)婚,周恩來還教她,回家后先把中耳炎治好,再向父親提出要繼續(xù)讀書,爭取考上大學。

          回到重慶第二天,康岱沙在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脫下了八路軍軍裝,換上了周恩來讓人事先為她準備的旗袍,鄧穎超等還幫她作了一番打扮,使她重新變成大家閨秀的模樣。隨后,周恩來和鄧穎超又一起陪她驅(qū)車前往市中區(qū)領事巷,康心之的公館就在那里。

          離家兩年的康岱沙,突然出現(xiàn)在康公館,令康心之喜出望外。他對周恩來千恩萬謝,說自己過去不了解共產(chǎn)黨,現(xiàn)在知道共產(chǎn)黨最講情義。他見女兒言語恭順、衣著光鮮,十分高興,連續(xù)幾天專設家宴,廣招親友慶賀??敌闹顷兾魅?,國民黨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駐蘇大使邵力子,以及西北軍將領高桂滋、鄧寶珊和其他一些西北籍人士便常到康公館聚會,討論局勢,針砭時弊??滇飞沉粜乃麄兊恼螒B(tài)度,講述自己在延安的見聞,對他們施加積極影響。

          周恩來也時而上門小坐,暢談時局,曉以大義,使康心之逐漸覺悟。康岱沙后來回憶:“周恩來同志非常重視做我家的工作,他常常派人送或寄來材料,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有時,親自利用和工商界座談的機會,同每個成員接觸、交談,耐心而深入地做思想工作。另外也派我回家做些工作,好從側(cè)面了解國民黨內(nèi)有關情況和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關系,其中有些第一手材料可能有助于判斷形勢,制定政策?!薄岸鱽硗咀隽舜罅康恼{(diào)查研究,得出了一些具體的數(shù)字,利用開座談會的機會,列舉事實,有力地揭露國民黨政府對民族經(jīng)濟的敲詐勒索,用材料和數(shù)字說明事實真相。這種有理有據(jù)的談話,使得我父親等人對恩來同志和我黨十分欽佩和信服。在家人聚會時,談起恩來同志常常是贊揚不已,心服口服?!碑敃r,康公館逐漸成為中共中央南方局開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一個重要據(jù)點。1941年民盟組織成立后,康心之幾次把自己的公館借給民盟開會或舉行活動。為了感謝延安方面對女兒的培養(yǎng),康家向陜甘寧邊區(qū)運送過7卡車物資,還兩次捐款數(shù)千元贊助抗大、陜北公學和女子大學,受到延安方面的好評。

          后來,因康岱沙在成都光華大學讀書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并有再次被捕的危險,周恩來考慮再三,決定將她再次送到延安去,并向康心之說明了情況??滇飞撑R走前,周恩來特地安排讓康心之到紅巖村看女兒。當時,汽車不能直接開上紅巖村,周恩來便讓辦事處專門準備了一乘滑竿,將康心之抬上了山。那天,周恩來因在城里參加國共談判,遂委托辦事處處長錢之光接待了康心之??敌闹@次不再阻攔女兒去延安了,還托女兒帶了兩條“三五牌”香煙,請她轉(zhuǎn)交給毛澤東。

          新中國成立后,康心之被安排為重慶市各屆人民代表大會議代表,他積極擁護公私合營,將煤礦等資產(chǎn)、領事巷10號私宅無償捐給人民政府,搬到北京史家胡同57號居住。在周恩來的關心下,1956年,康心之當選全國政協(xié)委員。當時國家對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按月發(fā)定息,所以康心之拒收全國政協(xié)每月給他的200元補助。他在自己的文稿中寫道:“心之以領定息足以生活,對全國政協(xié)每月致送二百元婉辭拒收,為國家點滴節(jié)約?!?/p>


          團結(jié)黃鼎臣 一碗甜粥暖人心


          致公黨領導人之一黃鼎臣,曾留日學醫(yī),抗戰(zhàn)時期在重慶掛牌,醫(yī)術高明,門庭若市。一些達官貴人欲以高薪聘他去做家庭醫(yī)生,被他謝絕。而當新華日報社聘請他為醫(yī)藥衛(wèi)生顧問時,他卻不怕戴上“紅帽子”,毅然答應。原來,黃鼎臣是在大革命時期就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老黨員,后因聯(lián)系人被捕失去組織關系,但他并沒有彷徨氣餒,仍自覺地為黨服務。

          從此,黃鼎臣常到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新華日報社和周公館出診,給共產(chǎn)黨人看病,有機會見到周恩來和其他南方局人員。他掛上聽診器時是醫(yī)生,摘下聽診器時則成了學生。他津津有味地聽周恩來講時事政治,從中汲取進步思想的營養(yǎng),以充實自己的人生觀。

          南方局黨組織也注意團結(jié)黃鼎臣,指定許滌新負責與他聯(lián)系。當時,陪都各界人士常到天官府郭沫若家去聚會,討論抗戰(zhàn)形勢,尋找民族前途,黃鼎臣也是座上客。聚會中,只要周恩來到場,氣氛就異?;钴S,他對各界人士一視同仁,推心置腹。給黃鼎臣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對不同意見從不強詞奪理,而是通過透徹的分析講清道理,使大家心悅誠服。他的精辟闡述,給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fā)展的各界進步人士指明了方向。黃鼎臣回憶說:“周恩來同志在重慶負責南方局工作,從不放過任何同黨外人士接近的機會。有什么事情,他都向黨外民主人士通報,找大家商量?!闭驗槿绱?,黨外民主人士對周恩來都敬佩有加,言聽計從。

          周恩來勤于交友,真誠待人。在黃鼎臣的記憶中,一次,周恩來在郭沫若家召開座談會,其間,大家品嘗到了周恩來帶來的“小禮物”——用延安帶來的小米和紅棗熬成的甜粥。一時間,大家心里都甜甜的,暖暖的。

          1949年6月15日,黃鼎臣作為中國致公黨的代表,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當時住在北京飯店。周恩來常到飯店看望大家,有時召開座談會。政協(xié)會議籌備工作由周恩來親自領導,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見歸納起來,有道理則采納,不恰當?shù)木图右砸龑?,使會議文件為各方面所接受。黃鼎臣認為,“致公黨能夠走向革命,成為愛國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八個民主黨派之一,是與周恩來的支持幫助分不開的?!?/p>


          結(jié)交沈鈞儒 親自祝壽表誠意


          沈鈞儒是有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曾被國民黨拘禁,1937年夏獲釋,卜居南京。一天,國民黨立法院秘書長梁寒操以中蘇文化協(xié)會的名義舉行茶話會,邀請沈鈞儒出席。就在這次茶話會上,沈鈞儒第一次見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來,他們除傾心交談外,還約以后相會。寧、滬失陷后,沈鈞儒與周恩來在武漢又有多次接觸,政治態(tài)度日益進步。

          1938年10月武漢棄守,周恩來和沈鈞儒都到了重慶,見面的機會更多了。當時,各民主黨派人士常到上清寺“特園”聚會,議論時局,針砭時弊。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同志也常去那里,通過座談團結(jié)各階層愛國民主力量,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周恩來每次去“特園”,都要與沈鈞儒交談,征詢他對時局的看法,并闡明共產(chǎn)黨的主張。而沈鈞儒則主動談起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的情況,并就教于周恩來。他們互相尊重,禮尚往來,如忘年之交。

          1943年12月21日是沈鈞儒的七十大壽,南方局決定借祝壽之機,吸引和團結(jié)各界愛國人士。但為了隱蔽,表面上由重慶文化界、婦女界和法學界出面發(fā)起。是日,有關方面包下“百齡”餐廳,舉行盛大茶話會。民主人士沈鈞儒、郭沫若、史良、李公樸、陶行知、張申府、黃炎培、柳亞子、梁漱溟、章伯鈞等人到會,國民黨愛國將領馮玉祥、李濟深也來了。共產(chǎn)黨方面前來祝壽的,有周恩來、董必武和鄧穎超。

          陶行知首先致詞,在于右任、邵力子和郭沫若講話后,董必武代表中共講話,他說:“記得我們還在長征途中時,就聽到沈先生及救國會鄒韜奮諸位先生提出的抗戰(zhàn)、團結(jié)、民主的主張。我們贊成這個主張。”聽到此處,周恩來帶頭鼓了掌。

          1944年11月,因公暫時離渝的周恩來,時隔數(shù)月又來到重慶,并參加了郭沫若歡宴柳亞子的集會。集會后,沈鈞儒喜而作詩云:

          經(jīng)年不放酒杯寬,

          霧壓山城夜正寒。

          有客喜從天上至,

          感時驚向域中看。

          新陽共舉葡萄盞,

          觸角長慚獬豸冠。

          痛笑狂歡俱未足,

          河山雜沓試憑欄。

          詩中的“有客喜從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來從延安乘飛機到達重慶。沈鈞儒寓情于詩,通過對周恩來的熱情歡迎,來表示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愛戴。

          抗戰(zhàn)勝利后,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國共和談,這期間,周恩來陪同毛澤東與沈鈞儒等民主人士見面。國共和談破裂后,周恩來奉黨中央電召返回延安。臨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團在上海、南京的辦事處的住房委托中國民主同盟代管,親自把鑰匙交給沈鈞儒,還將放在馬思南路中共代表團客廳里一把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綠色瓷如意贈給沈老,表達對其的莫大信任。

          新中國成立后,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還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副主席。由于工作上的關系,他與周恩來晤面的機會就更多了,而沈鈞儒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忠誠和愛戴與日俱增,他曾說:“我很想再活20年,做個光榮的共產(chǎn)黨員,可是,恩來先生說我留在黨外能起著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從黨的決定,做個非黨的布爾什維克了。”


          影響胡子昂 多次講話入心間


          1938年初,平、津、滬、寧均已失陷,國民政府西遷,武漢一時成為抗戰(zhàn)中心。為接洽和商談貸款及擴建事宜,重慶華西興業(yè)公司經(jīng)理胡子昂四次乘水上飛機前往武漢。

          大敵當前,愛國的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希望為抗日盡一己之力,探尋一條救國救民之道。經(jīng)《新蜀報》總經(jīng)理周欽岳介紹,胡子昂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簡陋而整潔的會客室里,周恩來侃侃而談,講述了共產(chǎn)黨抗日救國的方針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分析了國際國內(nèi)形勢。他號召四川各界人士支持國共合作,反對分裂,堅決將抗戰(zhàn)進行到底。周恩來的一席話,使胡子昂明白了不少抗戰(zhàn)救國道理,大有頓開茅塞之感。特別是周恩來那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的作風,給胡子昂留下了深刻印象。

          武漢失守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遷到重慶,胡子昂有機會多次見到周恩來。一次,胡子昂到白象街出席工商界愛國人士座談會,周恩來應邀來作報告,一進門就招呼胡子昂并對大家說:“我跟胡先生是老朋友了。”會上,胡子昂親耳聆聽了他激動人心的講話。周恩來針對國民黨加緊對民族工商業(yè)的壓迫和對人民群眾的肆意掠奪,列舉了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出口豬鬃、桐油、生絲等所換取的外匯金額,均以法幣向工商界結(jié)算,私肥了官僚資產(chǎn)階級,卻使民族工商業(yè)蒙受了巨大損失的情況,并深入淺出地進行了揭露與分析,使包括胡子昂在內(nèi)的工商界人士深受感動,并對周恩來表示由衷欽佩。

          當時,重慶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厥文、劉鴻生、李燭塵、章乃器、吳蘊初、吳羹梅、胡西園、胡子昂等常去上清寺“特園”議論時局。而只要周恩來一到場,氣氛就格外活躍。周恩來在“特園”發(fā)表的講話,愛國主義的主題十分突出。他說,民族要獨立,國家要富強,工商業(yè)家要努力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此后,胡子昂先后又擔任了重慶自來水公司經(jīng)理、興業(yè)公司總經(jīng)理、四川省建設廳廳長、重慶華康銀行董事長等職務。他的政治覺悟也不斷提高,與志同道合者一道醞釀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

          1945年10月,周恩來應西南實業(yè)協(xié)會邀請,出席“星五聚餐會”作演講。針對抗戰(zhàn)勝利后的時局,他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經(jīng)濟政策,提出希望民族資本家要有遠見,同中國的廣大勞動者一道,共同奮斗,爭取和平與民主,以求中國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他說:“中國不但要政治民主,經(jīng)濟上也要民主。工商界應推代表參加討論和平建國方案,決定施政綱領和修改憲章?!?/p>

          共產(chǎn)黨是反對官僚資本的,周恩來的話,胡子昂聽得入腦入心。由于多次聆聽周恩來親切而深刻的教誨,又受到董必武、吳玉章、許滌新、徐淡廬、彭友今等同志的熱情幫助,以及現(xiàn)實斗爭的教育,胡子昂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chǎn)黨才是中華民族先進力量的代表,可以而且應該由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所代表的中國無產(chǎn)階級來領導全國人民去與一切黑暗反動勢力進行斗爭,并且一定能最終取得徹底的勝利”。于是,他丟掉了對國民黨當局的幻想,更積極地參加愛國民主運動、支持中國民主同盟的革命活動、參與籌建中國民主建國會,利用自己在重慶市參議會和工商界的地位與影響,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

          1949年夏,胡子昂應中國共產(chǎn)黨的邀請,從香港繞道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到北平后,周恩來在百忙中親自接見并告訴胡子昂,全國的解放已為時不遠,全國解放以后,整治國民黨留下來的爛攤子,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但這是勝利中的困難,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他說,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立新中國,更需要依靠同各方面朋友的親密合作,共同努力。他對胡子昂能夠下定決心、不顧危險、克服困難,在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幫助下到達北平感到高興,表示十分歡迎,并勉勵他為祖國多作有益貢獻。此次接見,胡子昂特別興奮和感動。政協(xié)會議結(jié)束后,他有幸參加了開國大典,當親耳聽到毛主席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時心情無比激動,“決心跟著共產(chǎn)黨永遠走下去”。

          新中國成立不久,周恩來建議胡子昂回渝工作。胡子昂欣然接受了黨中央的派遣,回到剛解放的重慶,先后擔任市工商聯(lián)主任、市政協(xié)副主席和副市長,為建設人民的新山城做了大量工作。20世紀50年代中期,胡子昂調(diào)京,歷任全國工商聯(lián)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胡子昂曾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周恩來同志是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最杰出的倡導者和最優(yōu)秀的實踐者。”


          (作者:楊耀健,系重慶文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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