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年前的中國先民是如何結束漂泊走向安居的？
來源：道中華發(fā)布時間：2023-10-11 01:48點擊數：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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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fā)現”公布最終入選的6個田野考古發(fā)掘項目，河北尚義縣四臺新石器時代遺址位列其中。該遺址突破性的發(fā)現，確立了北方地區(qū)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建立起北方地區(qū)舊新石器過渡時期的無縫鏈接，填補了燕遼文化區(qū)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空白，為研究舊新石器時期過渡、旱作農業(yè)起源、聚落與生業(yè)方式發(fā)展演變等一系列課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對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等一系列重大課題具有重要意義。為此，“道中華”邀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張文瑞院長，為我們講述了萬年前，在現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xiāng)四臺蒙古營村，蒙古高原南緣上的一群古人類是如何從四處漂泊到安居樂業(yè)轉變的故事。
限于認知和技術能力，早期人類為了獲得穩(wěn)定的食物和安全的居所，只能隨著食物不斷地遷徙。只有在積累足夠的食物生產和房屋建造能力后，人類才能夠長時間定居一處。而只有當人們定居下來，才能形成有組織的穩(wěn)定社會，人口才能不斷增長，相應地，才有機會發(fā)展出更多用于協(xié)調各方關系的文化系統(tǒng)和更為復雜的社會組織結構。所以，定居是人類邁向文明的必要條件和基礎。
尚義四臺遺址第一二組（距今10400—9000年）發(fā)現的成組半地穴式房屋，是目前中國北方最早的定居村落，展現了人類從舊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到棲居方式的發(fā)展轉變，也是中國北方先民加速邁向文明的起始點。房址內出土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動物骨骼等遺物，則為我們展示了我國北方首批定居者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
我們甚至能夠想象這樣的場景：陰雨綿綿的傍晚，坐落在蒙古高原南緣的6座半地穴的窩棚，各自散發(fā)出溫暖的火光。一屋內女主人正在灶坑邊燒烤著男人帶回來的肉塊，旁邊的筒形罐里煮著野菜湯；坐在旁邊的男人，用齒刃刮削器修整因上次捕獵折損的矛柄；小孩則和老人在屋內的一角嬉鬧，旁邊的石磨盤和石磨棒上還殘留著植物淀粉的余香。
▲左圖：齒刃刮削器（刮削皮毛）。中圖：矛形器（捕獵）。右圖：錐形石核（獲取細石葉）。
農業(yè)生產為人類的定居提供了保障，也為社會復雜化提供了經濟基礎。中國是世界農業(yè)起源中心之一，與水稻影響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相似，以粟黍類為代表北方旱作農業(yè)影響了整個歐亞草原。四臺遺址大量的石磨盤、磨棒等加工類工具和石鏟等翻土類工具，碳化的粟與黍的發(fā)現，以及微遺存的分析都說明了馴化粟、黍的存在，表明距今7600年前后，該地的古人已經開始了馴化農業(yè)，是北方旱作農業(yè)起源的實證。此外，從發(fā)展歷程上看，四臺遺址的第一、二組文化遺存（距今10400—9000年）為狩獵采集經濟，第三、四組（距今7700—7100年）在狩獵采集經濟的同時，利用粟黍的比重不斷上升，第五組文化遺存（距今6800—6400年）中，碳同位素揭示C4類植物（如粟黍）在食物中占有較高的比例。這些變化將四臺先民從“攫取經濟”到“生產經濟”的這一轉變過程完整地展現出來，為中國北方社會復雜化和中華文明起源模式的探究提供了鮮活案例。
▲碳化粟、黍等遺存，是農業(yè)生產最重要的實物證據。
中華文明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有兩個極為重要原因：一是對傳統(tǒng)的尊重和繼承，二是文化自身有著很強的適應性和包容性。前者讓我們的文脈得以延續(xù)；后者使我們能夠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并將其轉化為自己的文化元素，從而不斷豐富和完善自身的文化內涵。四臺遺址的考古發(fā)現完美地展現出中華文明的這兩種特性。文脈的延續(xù)。房址中發(fā)現的舌形兩面器、楔形細石核、錐狀細石核以及大量細石葉與工具，繼承發(fā)展自泥河灣盆地一萬余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tǒng)，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的連續(xù)性，正是這種延續(xù)性為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
▲細石葉，承襲泥河灣盆地舊石器時代末期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tǒng)。陶器壓印紋飾中的類“之”字紋、網格紋、窩點紋等文化因素，在年代稍晚的西遼河流域興隆洼文化、太行山東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續(xù)和發(fā)展，并具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紋等紋飾的源頭之一。這一發(fā)現，突破了以往對我國北方區(qū)域考古學文化的認識，為燕山南北和西遼河流域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根源，將兩大區(qū)域更緊密地聯系起來，構成一個大的考古學文化區(qū)——燕遼文化區(qū)。這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中國北方史前文化不斷發(fā)展、裂變、傳承提供了關鍵支撐，也為探究中華文明進程描繪出新的歷史圖譜。
▲壓印的窩點紋和“之”字紋陶片的廣泛分布表明文化要素的流布。創(chuàng)新與多元文化互動。四臺遺址第一、二組遺存（距今10400—9000年），以壓印紋筒形陶罐、陶板狀器、細石葉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和半地穴式房屋為代表，文化特征鮮明，被考古學家命名為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四臺文化”。這些器物群的出現是四臺先民為適應北方草原與華北平原交匯處的自然環(huán)境，在傳承和吸收的基礎上，所做出的勇敢探索。多區(qū)互見的文化元素為我們描繪出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早中期復雜的文化互動網絡。第三組遺存（距今7700—7400年）房址形制、柱洞排列方式、淺坑灶等特征與敖漢旗興隆洼第三期房址相似，亞腰形石鏟又比白音長汗二期乙類石鏟體現出進步特征，穿孔石鏟在阜新查海興隆洼文化遺存亦有發(fā)現。小平底筒形罐制法和形制與康保興隆二期文化遺存小平底筒形罐十分接近，都是內圜底，底部套接泥片形成小平底，應是受興隆二期文化因素影響所致。此外，第五組遺存（距今6800—6400年）出土國內已知唯一的尖圜底罐，與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qū)卡林加河口、葉尼塞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紋飾、制法十分相似，展現了四臺先民與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qū)的文化交流與互動。
四臺遺址萬年前發(fā)生的故事是中華文明發(fā)展進程中的一個片段，但它卻很好地展示了至今仍影響中國人的文明根性——尊重傳統(tǒng)、創(chuàng)新、適應和包容。作者簡介：
張文瑞，現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黨支部書記、院長，研究館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河北省考古學會會長。曾主持灤縣后遷義遺址考古發(fā)掘，編寫《唐山后遷義遺址考古發(fā)掘報告及冀東地區(qū)考古學文化研究》（獲第十六屆河北省社科優(yōu)秀成果獎二等獎）《石家莊鹿泉、元氏南水北調考古發(fā)掘報告》等著作。擔任《河北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史前部分）執(zhí)行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