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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烏沖突中，雙方圍繞天然氣管道、克里米亞大橋、電力能源設施以及網絡基礎設施展開了多輪激戰(zhàn)。由此看出，重大基礎設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議題。
對現代國家而言，重大基礎設施能夠發(fā)揮哪些重要政治功能？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貢獻什么力量？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代表的“新基建”將給邊疆治理帶來哪些挑戰(zhàn)？近日，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王浩宇副研究員就此話題接受了“道中華”專訪。
記者：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哪些重要的政治功能？
王浩宇：從現代國家的歷史進程來看，基礎設施具有一定的政治屬性。它們既為政治和軍事服務，也促進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對于現代國家而言，積極推動重大基礎設施工程成為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議題。
通過大規(guī)?；A設施建設，能夠實現對廣袤國土空間的規(guī)訓。例如，鐵路就具有經濟、軍事和疆域鞏固的潛在意義。
歷史上某些重大的“國土工程”，為集體勞動所表征的歷史記憶提供了可視性。上世紀50年代開始著手修建的青藏鐵路對加強西藏與內地聯系、促進西藏經濟發(fā)展、促進民族團結和保障國家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當然，中央政府強有力的推動是基礎設施快速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作為近代工業(yè)文明的產物，鐵路這種現代基礎設施能否促進經濟社會一體化和政治認同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擁有一個現代化取向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記者：邊疆民族地區(qū)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大意義是什么？
王浩宇：可以說，意義非常豐富。現代國家的重大基礎設施工程從來都不是純粹的技術實踐和經濟社會活動。中國推動鐵路、橋梁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所表征的意義與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現代國家的成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緊密相連。
例如，邊疆民族地區(qū)的重大基礎設施能夠在時間意義上發(fā)揮“聯結感”的作用，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在回溯歷史和展望未來的同時，強化有利于提升國家凝聚力與向心力的共同體意識。這種時間意義上的聯結感所發(fā)揮的整合作用，甚至比基礎設施促進空間意義上的連續(xù)性更為廣泛和持久。
▲川藏公路（怒江大橋段）。至今，通過的車輛都會鳴笛紀念被澆筑進橋梁的士兵?！皟陕肪瘛背蔀楦髯迦嗣窆步ㄎ鞑氐牟唤邉恿?。（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現代國家許多特殊的歷史記憶來自大型基礎設施的建設動員。以中國于1964年重新啟動的成昆鐵路為例，成昆鐵路的投資總額約占1964年中國GDP總量的2.1%，這一占比在世界工程史上都極為罕見。
建材投入上，成昆鐵路的水泥消耗量和成品鋼材消耗量分別約占1964年全國總產量的20%和2%；人員配置上，除由鐵道兵、鐵路員工以及沿線地方民工和有關部門共同組成的30萬人筑路隊伍之外，當時的鐵道部系統、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勞動部還分別抽調技術干部和工人共3萬余人。另外，為加快施工進度，全國所有省份均組織一個運輸隊積極投入修建工作。如果沒有國家的統籌，大型工程活動難以獲得有效的組織動員，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財力也無法得到滿足。在當時經濟百廢待興和國際形勢嚴峻的特殊背景下，中國以舉國之力修建成昆鐵路具有特殊政治意義。圍繞鐵路工程的建設動員與集體勞動，在特殊時期迅速強化了沿線群眾和工程所有相關人員的國民意識，進一步提升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凝聚力。關于成昆鐵路“工程記憶”的敘述和傳承，為國家意志跨時空表達提供了客觀條件，后來逐漸成為西南各民族強化國家認同的寶貴歷史財富。1984年聯合國將成昆鐵路、阿波羅宇宙飛船和蘇聯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評為“象征20世紀人類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跡”，這也為國家榮譽感和民族自豪感在更大范圍的形成和弘揚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穿梭在大涼山中的成昆鐵路和沿線村寨。（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記者：現代國家通過工程活動所展開的形式豐富的組織動員，您是否可以舉一個中國的典型案例進行說明呢？
王浩宇：1953年，中國川藏公路西線的修建不僅是重要的國家任務，更是一項特殊的群眾工作。解放軍、筑路民工和藏族群眾借助于川藏公路工程展開了廣泛的互助合作，西藏同胞與在西藏地區(qū)工作的漢族干部和駐藏解放軍建立了深厚情感。其后幾代駐藏部隊官兵和地方各族干部，在極其惡劣、特殊、艱苦的環(huán)境下，出色完成了黨和人民交給的各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在歲月長河中，他們共同描畫出“老西藏”的光輝形象，為西藏發(fā)展留下了寶貴的“老西藏精神”，體現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精神凝聚力不斷提升的過程。
類似的“精神敘事”還有“兩路”精神、青藏鐵路精神等，都是基于特定時期因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而生成的歷史記憶，在每一代人的敘述和“再造”過程中作為國家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延續(xù)和傳承。
▲天津交通職業(yè)學院學生重走川藏公路，傳承“兩路”精神。（圖片來源：天津交通職業(yè)學院官方平臺微信公眾號）記者：為什么基礎設施的形態(tài)變化會對國土空間規(guī)訓和國民意識形塑產生沖擊？
王浩宇：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表征和“尺度”，傳統基礎設施具有物質穩(wěn)定性、視覺可見性以及自然空間獨占性等特點，這使得世界各國邊界在大多數時期處于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然而，新型基礎設施的迅速增長致使國家權力運作不再局限于對自然空間有形實體的支配，更取決于對實體背后信息系統的控制力。
伴隨數字空間戰(zhàn)略競爭愈發(fā)激烈，現代國家的政治秩序正面臨著來自新型基礎設施“去領土化”的沖擊，相關工程技術甚至可能擺脫現代國家的控制。當下，傳統基礎設施不僅被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也越來越容易被人們所“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充斥著各種復雜技術名詞的高科技話語。政府和社會公眾的行動力愈發(fā)受到新型基礎設施所謂“智慧想象”與“智能敘事”的限制。這是否會進一步催生網絡極端情緒、原子化生存、“信息繭房”等可能導致社會撕裂與政治不穩(wěn)定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數字地球。隨著信息技術的發(fā)展，數據空間成為國家安全空間的增量。美國發(fā)布《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大數據研究和發(fā)展計劃》，中國印發(fā)《促進大數據發(fā)展行動綱要》。（圖片來源：視覺中國）記者：您提到基礎設施運作的復雜性給人類社會秩序帶來了諸多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也使國家的治理面臨著許多問題和挑戰(zhàn)。那么對于邊疆民族地區(qū)而言，未來可能面臨哪些挑戰(zhàn)？
王浩宇：基礎設施工程通常被認為是一種有序、可靠的治理手段。但是，一些圍繞基礎設施的突發(fā)事件以及干預失敗的案例表明：現實中的政治社會秩序拒絕完全接受基礎設施“現代主義”的解決方案。對于邊疆民族地區(qū)而言，基礎設施的迅速增長也會造成治理負荷的提升。
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面臨資金、人員、技術投入的養(yǎng)護、維修和管理問題，在偏遠地區(qū)和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尤為突出。即便在西方發(fā)達國家，老舊基礎設施的維護與退役問題也是國家與社會治理中的一個難題。另一方面，發(fā)展中國家持續(xù)增長的基礎設施需求，觸發(fā)龐大的治理規(guī)模與亟待提升的治理效能之間的矛盾，進而誘發(fā)各種社會問題。從很多方面來看，在邊疆民族地區(qū)做好與基礎設施工程密切相關的民生改善、安全保障、生態(tài)保護等治理工作甚至比建設工作本身更具挑戰(zhàn)。受訪者簡介：
王浩宇，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研究員，主要從事交通公共政策、民族社會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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