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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邊疆游牧民族日常飲食多為乳制品和肉制品，蛋白質和脂肪的含量很高，少食維生素含量高的蔬菜等食物。茶作為一種飲品，有降脂肪、促消化的功效。回鶻、吐蕃、南詔等邊疆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文化接觸過程中，各階層飲茶的風習逐漸普及，越來越依賴中原輸入的茶葉以滿足迅速增長的消費需求，甚至到了“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的程度。
《洛陽伽藍記》記載南朝大臣王肅奔仕北魏，帶去了飲茶的習慣，卻遭士子們嘲笑，這說明北魏之人已經了解茶，但在當時當?shù)仫嫴柽€是很罕見。隨著南北朝的融合特別是隋唐的統(tǒng)一，南方的飲茶風俗在北方得到廣泛傳播，《封氏聞見記》便有記載，靈巖寺僧人在坐禪時不能睡覺、不能吃晚飯，但是可以飲茶，后來無論何地僧人都攜帶茶，煮茶喝，最后飲茶成為了一種風習。
唐朝北方飲茶風俗的興盛，帶動了西北邊境飲茶風俗的興起。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新疆的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絹畫《對棋圖》，上面畫著一個手捧茶托端茶獻茶的侍女，說明茶葉貿易和飲茶之風尚已深入到新疆地區(qū)。中唐時期，中原的飲茶風習已經在西北邊疆得到進一步傳播。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對絲、絹、茶等物品有強烈的需求，中原地區(qū)也想獲得馬匹，以物易物性質的開邊互市在唐代發(fā)展起來。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有明確記載，西北邊疆的回鶻已經與唐朝建立茶馬互市，封演《封氏聞見記》說：“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strong>“亦足怪焉”說明當時人們對茶馬互換這種交易之法，已經見怪不怪了。從“大驅”一詞中，也可以推見，當時回鶻到內地一個急切的愿望，就是購得茶葉、滿載而歸，一旦完成這個使命，則有普大喜奔的感受了。
唐貞觀八年（634年）松贊干布派使入長安，對唐文化進行觀摩，吐蕃大約此時方知有茶葉。李斌城認為西藏茶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唐朝的和親政策，即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嫁給贊普尺帶珠丹等，兩位公主入藏將茶帶入高原。1328年索南堅贊撰寫的《西藏王統(tǒng)計》印證了文成公主對茶在藏地傳播的貢獻：“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边@條記錄出現(xiàn)得較早，很多學者都予以采信。
《漢藏史集》中記載了兩則與茶有關的故事傳說。一則講述都松莽布支原先體弱多病，一日偶然嘗了小鳥銜來的一種樹葉，頓覺得神清氣爽，便命心腹大臣四處尋找訪，后來在中原找到，大臣帶了一大捆回來，贊普將其煮飲，身體一天天好起來，于是將其作為上等保健之品，這便是茶。
另一則故事則是吐蕃大臣吞彌·桑布扎奉松贊干布之命創(chuàng)制藏文，苦思不得解，一夜，夢見一老婦人，問老婦人到何處去。老婦人曰：“我從薩賀爾來，到吐谷渾去?！庇謫枺骸奥飞蠋в惺裁纯诩Z？”答：“有茶葉。”吞彌醒來時頓然醒悟，跟老婦人的夢中對話中有天竺字母里所沒有的6個字母，遂創(chuàng)制藏文30個字母。吞彌生活在7世紀，曾是松贊干布的七賢臣之一。這兩則故事證明茶在7世紀已經傳入西藏，且在西藏文化中擁有比較重要的地位。7世紀末到8世紀，中原茶葉大量傳入吐蕃。隨著茶葉的傳播，西藏的茶具制造業(yè)也發(fā)展起來?！稘h藏史集》中便有記載，都松莽布支聽說中原有叫“碗”的茶具，于是派出使臣前往中原求碗。唐朝皇帝派了工匠到西藏，工匠分別原料的好壞、清濁，制成興壽等六種碗。《漢藏史集》中還提到茶在內地僧侶中的傳播：買茶葉的，賣茶葉的以及喝茶的人數(shù)目很多，但是對于飲茶最為精通的是漢地和尚，此后噶米王向和尚學會了烹茶，米扎貢布又向噶米王學會了，這以后便依次傳了下來。噶米王就是赤松得贊（742—797年），漢地僧侶既然向贊普傳授烹茶之法，在進行佛法交流時，那自然也會吐蕃僧侶傳授。吐蕃最后一位贊普朗達瑪在位時，大舉滅佛，寺院被毀，僧人還俗，但烹茶之法和飲茶的習慣不可能舍棄，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加速了茶向民間的迅速傳播。
從《漢藏史集》的記載可以看出，藏人對茶的認識已經比較深刻了，他們按照茶生長的環(huán)境、土質、施肥種類以及茶葉品種和制作工藝的不同，將茶分為16種，并對每一種茶從色、香、味、功能等角度詳細辨識。21世紀以來，與茶葉有關的考古取得了重大進展，突破了傳統(tǒng)史籍的記載，將茶葉傳入西藏的時間大為提前。阿里地區(qū)故如甲木寺遺址，發(fā)現(xiàn)了西藏迄今為止最早的茶葉遺物。通過碳14測定，證明故如甲木寺遺址出土茶葉距今約1800年左右。
這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葉已經被輸送到海拔4500m的西藏阿里地區(qū)，當時絲綢之路有一個分支可能穿越青藏高原。這也說明早在唐代以前，漢藏之間已經有著十分廣泛而深入的經濟文化往來，其深度和廣度可能遠超傳世文獻的記載。
茶向西南地區(qū)的傳播，在唐代以前就有記載。東晉常璩《華陽國志》中提及西南地區(qū)茶葉的種植已經形成一定規(guī)模。陸羽《茶經》所記載的黔中道（貴州地區(qū)）產茶區(qū)主要分布在思州、播州、費州、夷州，并且茶的品質較為上乘。唐代對黔中道（貴州地區(qū)）內的少數(shù)民族同樣施行了羈縻政策，設置了五十個羈縻諸州。與這些州相互對照，我們發(fā)現(xiàn)這四個產茶區(qū)都不在羈縻之列，這客觀上說明唐代黔中道（貴州地區(qū)）的茶葉種植主要分布在漢族聚集區(qū)，少數(shù)民族居住地則較為少見。
開元二十六年，唐朝派使者入云南，持節(jié)冊封南詔皮邏閣為云南王，為西南之藩屏。南詔向大唐朝廷進獻之物中并未見茶的影蹤，但樊綽《蠻書》明確記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泵缮嶂饕侵冈颇系貐^(qū)的少數(shù)民族，銀生城界諸山大體位于今天的云南思茅和西雙版納地區(qū)，他們已經在開發(fā)利用茶，但并未將之進獻朝廷，這說明茶在南詔的地位并不高。另一方面，采、造在《茶經》中是重點強調的，標志著唐代對茶開發(fā)利用的成熟，但《蠻書》稱蒙舍并無“采造法”，這說明從飲用方法來看，當時云南邊疆少數(shù)民族對茶的利用尚不成熟。魏晉南北朝時期，茶都是和佐料一起煮飲的?！缎U書》所記載云南飲茶之法與魏晉南北朝飲用方法極為類似，這又說明當時云南邊疆少數(shù)民族飲茶受到漢文化的深刻影響。但中唐之后，姜茶與其他調味品混合引用的方式得到革新，皮日休《茶中雜詠》認為陸羽引領了飲茶方式向煎茶法的轉變。盡管漢文化飲茶方式不斷更新，但由于地域阻隔以及生活習慣的適用性等原因，混飲法引入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后，得到了保留，沒有隨著中原飲茶文化繼續(xù)演進。不僅是唐時的蒙舍，邊疆地區(qū)到現(xiàn)在為止一般都不泡清茶，都要在茶中加入佐料。如蒙古族人的奶茶、藏族人的酥油茶、土家人的擂茶等。這是邊疆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茶文化的第一個特點。
唐代中原文化飲茶的第二個特點也在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得到了留存，他們所飲之茶多為磚茶（緊壓茶）。《茶經》記述“飲有粗茶、散茶、末茶、餅茶者”，餅茶便是緊壓茶，如唐代的蒸青團餅茶和宋代的龍團鳳餅。這種茶經過蒸青、磨碎、壓模成型而后烘干制成，有防潮性能好、便于運輸和儲藏、茶味醇厚、適合減肥等特點，很受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歡迎。當飲茶風俗向邊疆塞外的少數(shù)民族聚集區(qū)進一步深入傳播，他們對茶葉的需求迅速增加。但由于邊地并不出產茶葉，這就促使他們匯入唐王朝的茶葉經濟貿易網絡之中獲得茶。《茶譜》載：“又有火番餅，每餅重四十兩，入西蕃、黨項，重之?！泵腻a所記載是唐朝覆亡后五代時期的情形。據(jù)此，我們可以推斷在當時餅茶已經大量向邊疆地區(qū)販運銷售了。（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一帶一路’視野下西南茶馬古道文獻資料整理與遺產保護”階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簡介：
宋時磊，武漢大學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兼任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茶文化史，在《歷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等學術核心期刊發(fā)表茶史及茶文化論文、譯作70余篇。出版《唐代茶史研究》等學術專著2部，主編教材和論著3部，參編教材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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